竭尽全力 保护干部
——周总理在十年动乱中的伟大功绩之一
黄家海
(2008年3月5日)
“文化大革命”兴起的1966年，周恩来总理已是68岁的老人。他的晚年岁月，基本是在“文革”十年中度过的。人间重晚晴，人生重晚节。周恩来总理的晚年岁月是艰难而光辉的。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伟大功绩之一，就是在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忍辱负重，排除万难，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他不仅为保护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血，也为保护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操尽了心。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周总理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送毛主席批准，名单之首就是宋庆龄，上面还有李宗仁、所有人大常委会委员、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最高法院法官、政协副主席，还有蔡廷锴、傅作义等。保护了一大批知名人士。
1969年8月的一天，周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了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为了使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放开手脚工作，突破工程技术难关，总理当众宣布：由钱学森同志挂帅，带领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研制国防尖端武器。后经周总理批准，还开列了一份需要卫兵专门重点保护的几百位工程技术人员名单。周总理还明确指示：“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当然不一定都要专门派卫兵，主要是从政治空气上保护他们，不许别人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在总理的保护和关怀下，钱学森同志带领专家和广大科技人员全力以赴攻关。不久，运载火箭——东方“巨龙”成功地腾空而起。因为当时通讯社、报刊没有发表新闻消息，所以全国人民都不知道这件大事。只有周总理和几位老帅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深知战斗在国防尖端科研第一线的专家、知识分子这些无名英雄，在国家遭到如此浩劫的年代里，默默无闻地干着本应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华罗庚先生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永远不能忘记周总理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鼓励和支持，尤其值得怀念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最艰难的1970年。当时，周总理身处逆境，又万务丛集，但他却不顾个人的安危和病体，仍然细微地尽力地保护我，安排我的生活，关心我把数学方法用于经济建设的工作。记得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国务院的两同志奉命向我传达了周总理1970年3月4日的批示：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有无被盗的痕迹；第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持的数学统筹方法”。华罗庚先生听了批示传达后，心情激动得难以言状。只好以汇报我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工作情况来表达我对周总理的崇敬之情。周总理除保护了大批的科学家外，还试图保护艺术家、歌唱家、演员和作家。
“文革”中，周总理一直坚决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有的造反派轮番批斗老干部，他愤慨地说：“对干部，不能这样斗。一斗十几天、几十天，业务耽误了，身体也摧残了。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他们。现在，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喷气式照出相来，还有什么‘百丑图’，我看了心里不忍，很不安。老干部是党的财富，┈┈你们今后当了政，下一代也这么对待你们行吗？这是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我想到这，我就难过。”他又说：“现在有些地方，无休止的斗争，对于那种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坏作风，要告诉青年，要告诉二、三十岁的干部，不要把它当成是对的。我们不说，就是犯罪啊！┈┈有骨气的共产党员，对于这种事情要拒绝，这不是个人问题，这是对党对国家如何评价的问题。”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周总理多次于困境中，亲自出面解救王稼祥、陶铸、陈毅、彭真、彭德怀、贺龙等老一代革命家。当时，周总理没有拍案而起否定“文化大革命”，历史地看，这正是他以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身处逆境的周总理如果拍案而起，结果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不仅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起中和作用，反而被打倒的人更多；二是引起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军队的分裂。无论哪种可能成为现实，党、国家、人民都将遭受更为严重的灾难。对此，杨尚昆同志曾说：“他（周总理）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更为复杂艰难的迂回斗争的道路。”周总理的伟大人格，永为后人敬仰。正如陈云同志《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文革”中，周总理还亲自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告诫人们不要武斗，但是收效甚微。
综观在十年“文革”时期中的周总理，他大致经历了在没有思想准备中力求理解，在力求理解中争取跟进，在争取跟进中加以限制，在加以限制中进行各种形式的抗争这样一个过程。由于“文革”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在这个过程中，是互相交错进行的。这就是说，对于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总理在总体上对毛泽东主席的意见是表示遵从的，而在实际工作中，则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以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同时，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的罪恶行经，则进行多种形式的抗争，遏制他们篡党夺权的图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为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相忍为国，相忍为民，周恩来总理毅然决然作出了这种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选择。
讲到周总理在“文革”中所经历的艰难岁月，这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这以前，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几乎一直处身于斗争旋涡的中心，不知经历过多少狂风恶浪，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而艰难的局面，他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中间许多棘手的两难处境，也许是现在好多年轻人根本难以想象的。
在讲到这个问题时，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两段话很值得注意。一段说：“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说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也就是周总理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另一段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这段话集中了全党的意见，对周总理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所作所为做出的公正评价。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并不是说：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都是无可非议的。像对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后人尽可能作出公正评价。但公正评价首先要对被评价者有一个合乎实际的了解。记得西方有位哲人曾经说过：“我不怕后人批评我，只怕后人误解我。”这话讲得很深刻，因为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批评，当然是毫无价值的。应该承认，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事前，他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是被动地卷入这场运动的，对许多事感到难以理解。但最初当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它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同群众相对立的现象，需要“找出一种形式”，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时候，周总理是拥护这种主张的，尽管他对当时出现的许多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并不赞成。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它所造成的灾难性恶果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周总理比较早地察觉到这些问题，十分忧虑，力图加以限制或避免。但当时可供他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很小。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只能意味着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若周总理被打倒就意味着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党的垮台。因为刘少奇、邓小平下台之后，除了毛泽东主席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享有周恩来总理的地位和威望。假如周总理被打倒，它的后果，不是什么个人问题。在当时，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前面所说“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哪一条都做不到。对党、国家和民族怀有那样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总理，怎么可能不顾这一切而任意行动呢？另一种选择，得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还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这对他是一种十分痛苦的选择，但不付出这些代价，就不可能发挥这些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的作用。也正如李先念同志所说：“在十年动乱时期，环境复杂而又艰险，他（周恩来）几乎耗尽了所有精力，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这句话表达了亿万人民群众对周恩来这位人民敬爱的好总理的深刻理解。
(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