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学事业的发展
社会学研究所 赵克斌

一、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与发展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所以必须急起直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年版,第180-181页)。从此，中国社会学进入了一个恢复、重建进而蓬勃发展和逐步规范、成熟的全新时期。
（一）社会学学科建设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处在拨乱反正、振兴国民经济的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曾经提出的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又提到党和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社会学这门学科的重要性逐步显现出来。1978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杜任之先生提出恢复重建社会学的主张，这一建议得到了党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重视。1979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约见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提出要恢复重建社会学，并请在北京的一些社会学工作者进行具体筹备工作。1979年3月15日至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在北京召开“社会学座谈会”，邀请北京和部分省市过去曾经从事过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同志以及有关实际部门的人员一起研讨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工作，胡乔木到会并做了重要讲话。1979年3月18日，“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选举产生了由50人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费孝通教授当选第一任会长。1979年5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决定建立社会学研究所，报国务院批准。1980年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所长为费孝通，下设社会学组、人口学组和图书资料组。
费孝通教授在社会学恢复和重建初期提出要建立一个学科必须要有“五脏六腑”。所谓“五脏”是指：学会、研究所、图书馆、教学机构和刊物；“六腑”是指社会学系要开设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等六门基本课程。他指出，有了这“五脏六腑”，社会学的戏台就搭起来了，就可以正式演戏了。
1.社会学研究机构的成立和发展
1980年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这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成立后，便与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于1980年5月2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联合举办社会学讲习班，这是社会学重建后的第一期讲习班。学员是来自12个省、市、自治区的40余人。讲习班邀请美国和香港的学者讲课。此后，又分别于1981年和1982年在北京和武汉举办了两期社会学讲习班，三次讲习班共有100多人参加了学习和旁听，为各地培养了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骨干。1981年以后，江苏、北京、天津等省市陆续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1985年开始，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先后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或社会心理研究所。民政部、公安部、国家发改委也成立了有关社会发展研究所。除此之外，一些大城市如哈尔滨、武汉、广州、南京、太原等也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截止到2007年底，全国共有社会学研究所38个，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当规模的社会学专业研究队伍。近三十年来，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完成了一大批国家和省市的研究课题，开展了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2.高等院校社会学系和专业的建立和发展社会学恢复和重建初期，社会学人才缺乏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是，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开头几年办了社会学讲习班，也是为了应急，况且学员都是半路出家，无法满足长期需求。因此，在高等院校建立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培养社会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是中国社会学长期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保证。
1980年夏，上海大学文学院成立了社会学系，这是我国社会学恢复后建立的第一个社会学系。同年秋，南开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该系成立后在国家教委和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支持下于1981年2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社会学专修班，专修班为期一年，学员共43人，来自全国18所重点综合大学的在校生。该班结束后，以该班为基础录取15名学员成立社会学研究生班。在20世纪80年代，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1所高校相继成立了社会学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清华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建立了社会学系。截止到2007年底，全国共有159所高等院校建立了社会学系和专业，或社会工作系，全国有硕士点和博士点近百个，在校学生近2万人。此外，各级党校、成人高校、工青妇院校、民政院校、医学院校、体育院校也相继成立了社会学教研室。1985年由中国社会学会等单位联合成立了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累计培养学员约4万人。
3.社会学学术团体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是从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开始的。1979年3月18日，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费孝通教授担任第一任会长。自197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成立了社会学会，到目前为止，已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社会学会。中国社会学会自成立以来，共选举了七届理事会，袁方、陆学艺、郑杭生教授相继担任过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现任会长为李培林研究员。
中国社会学会在领导中国社会学发展、培养社会学人才、促进社会学交流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91年开始，中国社会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每次年会设有一个主题，年会以文入会，在加强学术交流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自2006年开始，学会的学术年会与国际接轨，在会议主题下开设了若干个分论坛，举办模式也更加国际化，并邀请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境外学者参加，使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成为中国社会学工作者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自1990年以后，中国社会学会还成立了一些专业委员会，如教育社会学、人口与环境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城市社会学、社会研究方法等。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学会的专业委员会已有近20个。
4．社会学的刊物和图书资料建设
在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开始的时候，被费孝通教授称为“五脏六腑”之一的学术期刊建设得到相当的重视。经过筹备，1981年，上海大学文学院出版了《社会学杂志》，这是社会学恢复重建后最早公开发行的期刊。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出版了内部刊物《社会学通讯》，以后又发展成为公开刊物《社会调查与研究》，以后又出版了《国外社会学参考资料》。1986年1月，经有关部门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辑的《社会学研究》正式出版，这是至今为止唯一的社会学领域的国家级学术期刊，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和研究动向。2005年,改版后的《社会学研究》更加国际化和专业化。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到目前为止，社会学领域的公开刊物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辑的《社会学研究》和上海大学文学院编辑的《社会》。
（二）社会学理论建设、应用研究和社会调查
1.理论建设：中国社会学界一直有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传统。在社会学护肤重建初期，费孝通教授就亲自主持《社会学概论》的编写工作，这是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它系统论述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基本问题、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随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也编写了《社会学教程》。20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等人编写的《社会学概论新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陆学艺研究员等人编写的《社会学》、宋林飞的《西方社会学理论》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地学者编写了一大批社会学原理、社会学理论方面的图书，这些图书一方面丰富了原有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反映了学者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当然也有重复和雷同问题。值得高兴的是党中央对社会学理论建设非常重视，2006年，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启动高等院校重点教材编写工作，《社会学概论》被纳入编写计划。2008年，《西方社会学理论评析》也纳入了编写计划。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2月《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出版。这部百科全书是由雷洁琼教授主编，全国300多位社会学工作者参加，历时数年完成的长篇巨著。用著名学者陆学艺教授的话是“这本著作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为培养社会学专业队伍，确立社会学的重要学科地位，扩大社会学的社会影响做出了重大贡献”。
2.应用研究：社会学是一门从社会行动出发，研究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实证科学。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30年时间里，我国的社会学工作者在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带动下，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了大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展现了社会学的学科特征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小城镇问题研究；（2）婚姻家庭问题研究；（3）转型社会理论研究；（4）现代化理论研究；（5）城市化和农村发展研究；（6）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7）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研究；（8）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9）贫困与社会公正研究；（10）社区组织与社区建设研究；（11）社会心态与社会心理研究；（12）社会形势与社会预测研究等。
3.社会调查：用事实和数据说话，是客观、科学研究社会的基础。社会学恢复重建30年来，社会学工作者进行了多次大型社会调查，积累了许多社会调查资料。社会学恢复初期，费孝通教授亲自主持江苏小城镇研究，调查了江苏省190多个小城镇，积累了这些地区经济、社会、人口等方面的资料，为社会学定性研究做出了榜样。1982年，雷洁琼教授主持的《我国城市家庭现状及发展趋势——五城市家庭研究》对北京、天津、上海等五个大城市的4385个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它开创了我国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先河，对以后的定量研究有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天津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千户问卷调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的《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也有较大的影响。进入21世纪，社会调查更加向科学化、规范化、国际化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李路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培林研究员、北京大学邱泽奇教授主持的大规模社会综合调查将为我们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丰富、客观的数据资料。
（三）社会学的学术交流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始终伴随着与国际社会学界的交流与合作。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国际社会学界对中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1979年，日本社会学家福武直教授率日本社会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同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组团访华，与中国学者讨论合作事宜。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于1980年5月至7月在北京举办社会学讲习班，这是社会学重建后的第一期讲习班。讲习班邀请美国匹茨堡大学的刘创楚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李沛良教授讲课。此后，又分别于1981年和1982年在北京和武汉举办了两期社会学讲习班，三次讲习班都邀请境外学者讲学。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工作也走出国门进行交流，1980年，费孝通教授应美国的邀请访问美国，并在丹佛大学发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学术演讲。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学界与国际社会学界的交流日益频繁，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在北京举办《亚太地区家庭未来研讨会》、《中国社会学研究国际研讨会》、《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福特基金会派代表团考察中国社会学发展状况并决定资助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与香港树仁学院联合培养社会学专业的硕士生；许多中国学者与境外机构学者就社会学问题开展合作研究以及大量的社会学人员互访等等。进入21世纪，中国的社会学的国际交流得到空前的发展。2004年7月，第三十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666名学者与来自中国的学者共计1200多人共同交流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这次大会的成功召开让世界各国的社会学工作者充分了解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状况和水平，使中国社会学全面走向世界。
二、改革开放30年社会学学科事业的初步总结
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正值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和新中国发展的最好时期。社会学作为一门以研究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为主题的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必然地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紧密相连。在新老社会学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社会学研究在一系列关系到经济-社会变迁的重大现实问题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经过30年的恢复和重建，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已进入了蓬勃发展和日渐成熟的时期。中国社会学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不仅受到国内其他学科的广泛重视，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的关注。现在，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跨学科研究，都有社会学家的参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已基本建立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体系。中国的社会学工作者在城乡关系与城镇化、阶层与职业分化、就业－失业与社会保障、人口与劳动力流动、贫困与贫富差距、家庭-婚姻与性别、社区再造与组织机制、单位制度、犯罪-越轨与社会问题、社会行为－认同与社会心态、资源与环境以及一些特殊的社会群体（如私营企业主、农民工）等一系列关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不仅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也逐步提高了自身在学术方面的国际对话能力。
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30年来，社会学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社会学理论在反思与重建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变迁与重组，使社会的复杂性和多维度越来越呈现出来，过去那种简化复杂性的还原论、二元论、“客观”论，对现实社会发展越来越缺乏解释力。与此同时，社会学研究为了克服自身宏大理论的缺陷，加强了理论本身的反思和建构，在社会交往与沟通、结构化与反思性、公共领域与结构转型、权力-话语与组织-制度、民族-国家与暴力、阶级-阶层分化与职业流动、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社会组织与社会网络、性别与性、全球化与地域化、意识形态与文化认同等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都使社会学的理论阐释力度显著提高，学术渗透力明显增强，从而使社会学逐步成为一门既具有的理论深度又日益规范的学科。
2.社会统计分析方法的完善和运用
在整个国际社会学界，30年前，10个研究者中大概只有3个使用社会统计方法从事研究。在现在，这个比例也许正好要倒过来。以随机抽样和对抽样数据的统计分析为标志的社会研究方法，在过去30年中有了长足的进步并日益完善，其对社会变迁的描述、分析和追踪能力，使得社会学越来越成为专门化程度很高的、可用数据加以验证的学科。社会统计方法在社会学中的普遍运用和强势扩展，虽然仍然受到一些学者的怀疑、抵制和批评，但却得到了注重应用的社会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同。社会统计分析方法之所以得到如此迅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计算机和统计软件的惊人进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研究的定量化和定性化分析，以及研究数据的可积累、可比较。当然，比较适合于“大范围”、“远距离”和“追踪性”的研究，也是社会统计方法在社会学界日益广泛使用的原因。
3.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不断增多
随着社会学研究的分工化和专门化，它与其他学科之间在研究领域方面的区分也日益模糊了，大量跨学科、多学科或边缘学科综合学科的研究纷纷涌现出来。一方面，社会学研究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如家庭、婚姻、组织、犯罪、社区、青年等，已经不再是社会学研究的绝对优势领域，经济学对生育行为和集体行动的研究，法学对社会法的研究，历史学对社会史的研究，心理学对人际交往和互动的研究，人类学对特殊群体的研究，都对社会学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优势提出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也超越了传统的研究边界，在诸如区域发展、市场网络、消费行为、信息传播、生态环境等过去陌生的或属于其他学科的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意味着学科划分已不再仅仅是以研究对象为分界，研究方法和学科视角日益成为学科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理由。
4.社会学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
在社会职业分化日益要求社会学专门化和社会需求日益迫使社会学研究具有应用性的背景下，社会学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与经济学和法学并驾齐驱的第三大支撑性经验学科。在社会结构、利益群体、就业与劳动力的培训、社会保障与福利、社会组织与第三部门、城市发展与社区服务、家庭与婚姻生活、社会安全、社会工作、社会心态等各个领域，社会学都肩负着培养职业人员和专门人才的重大责任。这种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势，要求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提供比以往更加实用的知识和更加专业的技能。特别是随着社会流动规模和速度的加剧，老龄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学工作者的需求量正日显急迫。
三、社会学事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根据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实践和政策需求以及研究力量的专业素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将围绕以下重大领域展开。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社会学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一个社会如何在变迁的过程中保持社会的稳定，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整合，这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就是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就是社会在多样化基础上的社会整合和社会秩序。一个和谐的社会不仅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物质财富和制度安排，需要相应的组织的支持，而且还需要人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楚：和谐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和谐社会中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和谐社会中市场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和谐社会中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等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它包括了社会学的许多领域，需要集中研究力量进行多层次的深入研究。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中，要特别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要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建设理论的认识和探索。
2.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职业和分层结构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包括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等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和新的发展趋势。但对这一系列变化的性质、特征和规则，我们至今还缺乏必要的数据积累，也没有足够的理论阐释。因此，围绕着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学界在“十一·五”期间，应该组织全国范围的经济社会跟踪调查，建立起规范的调查制度，获得基础的、可靠的、可比较的社会调查数据，逐步建立起可支持进行中长期趋势分析的数据库。
3.城市化和社会流动。中国的城乡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不平衡，同时农村的从业人员结构与产值结构也严重背离，这既是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农民外出冲动的主要原因，也是影响中国社会协调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因素。随着城乡管理体制障碍的排除或冲破，城市化或城镇化正进入一个加速时期，社会流动的规模也日趋夸大、速度日趋提高，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和部门间的人才与劳力流动，将对社会在结构转型过程中的重组与重建产生巨大冲击与促动。如何形成有序的流动格局，并缓解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加速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步伐，将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4.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稀少。劳动力供过于求一直是一个长期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和矛盾。失业（包括隐性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严峻程度要求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但是如果社会保障的成本过高，就会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很快，超过了中国社会的已有的制度安排和精神准备，中国的老年受养负担在未来会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在一个竞争性劳动力市场逐渐出现的同时，如何建立一个低成本、高效率、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如何利用原有的文化传统资源并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系统，将成为事关发展的关键问题。
5.贫困与社会公正。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社会层化的扩展，农村在绝对贫困人口有所减少的同时，出现了疾病和辍学导致的新贫困，城市的相对贫困问题也变得突出起来。在追求企业的效率和个人的业绩的同时，如何保持基本的社会公正与社会秩序，涉及到社会稳定和确立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相对贫困将长期伴随发展的过程，有的时候还会有所加剧，在整个社会会转型时期，贫困与社会公正始终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
6.家庭婚姻和生育行为。中国的家庭结构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这就是家庭的小型化和多样化趋势。这一趋势和城市化过程，改变了传统的恋爱婚姻家庭文化，也影响着人们的家庭关系和生育行为，对仍然覆盖中国大多数人口的传统家庭养老方式也提出挑战。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基本单位之一，关于家庭和家庭关系变迁的社会学研究，对于建立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7.社区组织与社区建设。改革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和各种社会组织、中介组织也快速发展起来，相对于国家和政府的社会领域大大地扩展了，一切由政府包管的体制已经改变了，大量的从业人员从过去的“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建立新的生活共同体运行机制成为迫切的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社区建设与社区机制、社区秩序的问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8.社会安全、信任与认同。社会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内涵非常广泛的概念和领域，它不仅仅是指社会治安、对犯罪和偏离行为的控制，也包括涉及族群认同、民俗信仰、宗教冲突的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和生态安全。对人类共同生活的致命危害和风险，今后也很可能来自过去陌生的领域。随着社会在新的时间-空间情境下的转型与重组，信任与认同作为当代社会与安全密切相关的主题，摆在了社会学研究人员的案头，并日益被提到了重要的日程上来。一个缺乏安全与信任的社会环境是得不到社会成员认同的环境，而社会成员之间彼此的认同程度，又是与他们对信任与安全的理解密切相关的。在这方面，社会学（包括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研究）是大有可为的。
9.社会文化的转型与多元文化的冲击。在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文化变迁和文化转型，是不可忽视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传统的风俗、习惯、礼法、制度，如何再生和转换，新的与全球化和网络化伴随的多元文化，对社会变迁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冲击，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传统文化在其发展中，也与整个中国社会一起逐渐融入世界，形成文化相互渗透（如消费文化，媒体文化，网络文化等）但又具有多样性的趋势，对这个过程的研究，是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10.社会心态与社会心理。人心的向背，是载舟覆舟之水。在社会剧烈变迁和转型时期，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变化日趋复杂，而且往往与客观指标所反映的发展变化并不一致，因此要注意研究社会心态特殊的变化规律，因为社会心态往往是人心民意的支撑。社会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应当利用自己是学科优势加强对社会心理的研究与监测。
回顾中国社会学走过的路程，可以看出，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当前的改革与发展过程当中，以促进社会整合和社会发展为学科主旨的社会学，将发挥它不可替代的学科优势，并具有愈来愈广泛的应用领域，将会为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格局做出它应有的贡献。（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