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社会学会

摘要：本文结合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的要求和实践，以徽州古村落为例，选取其有关营造布局、社会管理模式、村落人文氛围等方面的优秀民俗文化，试图挖掘蕴含其中的人文理念，并探讨如何使之在美好乡村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提倡当地继承弘扬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得出对全省美好乡村建设的有益启示：村落营建布局与自然相融、与生活同构；以增强社会认同等方式创新社会管理；重视村落的精神与文化建设。

Abstract ：In the need and practi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hui beautiful countryside, this paper try to absorb the Huizhou ancient villages’ excellent folk culture, which is contained in the overall layout design, the social administration mode, the rural humanity atmosphere and the value of humanity ideas that existed in them. Meanwhile, when appeal for inheritance and upholding of traditional folk custom in Huizhou country, this article draw a conclusion of something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in Anhui province. For example, the layout design should be harmonious with natur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human life;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can use the way that strengthens society agreement and so on;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building of spirit and culture of ancient village; take the advantage of folk culture to serve for 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in the country construction.

在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指导下，曾经引领全国农村首次改革浪潮的安徽省再一次发力，准备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从2013年起，连续5年每年拿出10亿元省级专项资金，重点培育建设1500个左右中心村，治理改造10000个左右自然村，从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美好乡村”建设运动。

2012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美好乡村建设的决定》将“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定为建设目标，即：村庄规划科学合理、实用美观，生态良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公共事业加快发展；村民自治机制完善，村规民约健全，农民生活方式文明健康。并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的保护，发掘、保护、开发农村优秀民间文化资源，传承弘扬具有安徽特色的传统农耕文化、山水文化和民俗文化。”然而，在对安徽省部分地区美好乡村建设示范点的实地调查中，笔者发现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村落民居规划单一死板，建设中不注意环境保护；社会管理中干群矛盾突出，秩序感认同感弱化；村落文化氛围不足，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较为单一等。

在“美好乡村”有关自然、社会和精神层面的要求和实践中，我们注意到，享有“中国最美的乡村”“人与自然结合的光辉典范”等美誉的徽州古村落显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它们在村落布局、营建和管理中蕴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区群区完美融合的智慧，并以民俗文化这种源于生活服务生活的方式，充分演绎着深切的人文关怀，这正是现代美好乡村建设所需要的。因此，笔者试图将蕴含在徽州古村落营造布局、社会管理模式、村落人文氛围等方面的优秀民俗文化及蕴含其中的人文理念运用到美好乡村的规划和管理中。这种尝试有建设美好乡村，吸引农民工回乡安居乐业的初衷，也有在中国当前价值多元、社会问题频出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以民俗文化助力美好乡村建设的尝试为契机，探索一种更加合理科学的人居模式和社会管理模式的愿望。

“徽州”地处安徽南部，黄山脚下，曾名歙州、新安，是一个古老的历史地理单元。从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名徽州起，其一府六邑的基本格局固定下来，即徽州府、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和婺源（今属江西）。“古村落”则是指那些上溯源头在明清以前至今已有五、六百年以上历史选址布局都没有大变动，而且村落环境、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等均保存较好的村寨、聚落。徽州古村落分布于徽州地域，是东晋、唐末、南宋三个历史时期，中原世家大族由于躲避战乱等原因南迁聚居形成，明清时期因徽商、科举等人才辈出而达到繁荣鼎盛。历经百年沧桑，仍能保持其完整性与和谐性，向世人昭示着它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除了精致的三雕艺术，独具特色的祠堂牌坊、粉墙黛瓦马头墙等标志性文化符号，徽州古村落更多的是一种民俗和生活方式的呈现。

民俗，按照中国民俗学家钟敬文的定义，“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可大概分为四类，一是物质民俗，主要包括生产民俗、饮食民俗、居住民俗等。二是社会民俗，指人们在特定条件下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惯例，主要包括社会组织民俗、社会制度民俗等，三是精神民俗，指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民俗，比如民间信仰、哲学伦理观念、民间艺术等，四是语言民俗，指通过口语约定俗成、集体传承的信息交流系统。本文分析所选取的徽州村落中的民俗文化，主要侧重于前三个方面中的居住民俗、宗族组织民俗和精神民俗，比如融于自然的村落选址原则、营建村落水系和水口园林以改善人居环境的传统、保护自然的强烈意识、宗族管理模式、村规家法、生活希望的寄托和表达等。有些民俗事项的属性是多重的，意义是交叉的，现依对美好乡村建设中有关自然、社会、人文的启示意义，分而述之。

这里所谓的“自然生态”，“自然”固然是指草木蓝天、溪流湖泊的自然环境，而“自然生态”却非一般广义上生物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存在状态，而是特指古代徽州先民三次南迁至此的村落选址卜居、布局营建中所体现出的尊重自然、师法自然、改造自然的恰当性和科学性。徽州古村落处处彰显着天人合一的理念，传达着人类生存的智慧，正如2000年11月西递、宏村作为徽州古村落的代表正式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获得的盛赞那样——“古老文明的历史见证；传统特色建筑的典型作品；人与自然结合的光辉典范”

徽州曾是古越人聚居地，历史上晋室南渡，中原世族大量南迁徽州，纷纷相地卜居，择吉壤良宅、风水宝地作为本族的居处福地，如方氏荷村派始祖见一处“阡陌纵横，山川灵秀,前有山峰耸然而立,后有幽谷荡然而深藏,左右河水回环,绿林阴翳”，遂“慕山水之胜而卜居焉”①。“卜居”是中国传统文化风水说的专门术语，指对居住环境进行考察和选择。“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徽州先民们崇尚风水之俗，相信选择“枕山、环水、面屏”，负阴抱阳、“藏风”“聚气”之地居住，能增加祥瑞之气，趋吉避凶，正如理学家程颐说的那样“地之美者，则其神灵安，其子孙盛……地之恶者则反是。”②

剥去玄妙迷信的成分，风水说实际是一种选择和利用自然环境构筑理想人居环境的理论，“蕴含着质朴而精妙的环境科学理论，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有机思想。”它将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生命体，“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①，如此选择的“吉地”偎山依水，林木葱郁，为村落提供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的同时，提升了人居环境的品位和质量。相比较而言，现代社会在选址时往往因为更多的考虑到经济区位和地理交通因素，而淡化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然而从长久来看，更加贴近自然，回归本真，似乎才是最符合人类居住心理需求的，这也是美好乡村建设中所提出的要求。因此以原有集体农庄为基础，向生态良好适宜人居的中心村集聚，是个可以考虑的建议。

天然的自然环境不可能完全合乎理想的模式，徽州风水之俗不仅包括对理想人居环境的选择，也有对非理想环境的改造，这种改造断非现代建筑施工惯用的推平地形，掩埋水体，伐木毁林，而是在遵从自然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使之符合人居生理和心理需求，具体到村落营建布局中，突出体现在村落营建、引水补基、修建水口园林等方面。这对于现代农村社区规划建设中水利设施、环境绿化以及公共休闲场所的建设颇具启发意义。

徽州主要的地理环境特点是山多地少、河流众多、环境封闭，风景秀丽。古村落往往依山就势，沿溪顺河，在充分利用了其自然环境特征的基础上开始布局营建：村落置于自然之中，远山近水皆为借景，有限的村落空间被拓展到无限的自然空间中；村落形态亦因循地理特征，加上先人的智慧和灵感，为“牛”，为“鱼”，为“船”，形态多样，趣味盎然；房屋建筑更取本地石木砖瓦为材料，逢坡筑基，遇水修桥。

这些技巧不仅节约人工经营的成本，且构建了一幅幅错落有致，丰富优美的画卷。而笔者在皖西示范点“扬楼新村”里见到景象却有很大不同：圈出一块地，建上一排排完全相同居民楼房，崭新却单调呆板。现代农村社区的规划不该是城市里中低档小区的翻版，布局四角方正、房屋整齐划一并不是最明智的选择，它虽能突出社区本身的团块整体感，却削弱了人与自然、村落与自然的整体感，失了农村原本贴近自然的优势。

古时徽州“引水补基”，营造理想村落环境的例子有很多，其中最负盛名的范例当属宏村。有着“中国画里的乡村”美誉的宏村，位于歙县西北，历时130年建成著名的牛形村和“牛形水系”，由水圳、月沼、南湖和民居水源组成完整的水系网络，创造了“浣汲未妨溪路边，家家门前有溪泉”的美好生活图景。水圳是与青石板小路相伴，遍布整个村落的人工沟渠，自村口西溪河引入清流，被称为“牛肠”，它更象血脉遍布全身，为村落输送新鲜血液，带走废物和污浊。月沼是位于村落中央的半月形池塘，谓之“牛心”，它形成的开阔空间自然形成村民的聚集活动场所。南湖位于村尾，谓为“牛胃”。湖中荷叶田田，鱼虾相戏，岸边垂柳依依，远山相映。整个水系引活水入内，起着防火、饮用、洗涤、灌溉、排污排涝的作用。村民更是引流入户、凿池养鱼、植花种草以休养生息，宏村水系与生活在其中的村民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并使静态的山村变成一个活的生命体,形成了一个可以自我更新的生态系统，这就是宏村历数百年而依旧生机勃勃的原因。

风水说中认为“人身之血以气而行，山水之气以水而运”，村静水转，水虽不至于“运气”，但确能调节村落微气候，净化空气，美化环境，方便居民生产生活，亦能增添村落里的生活情趣。现在很多住宅区和新农村规划中，要么是没有考虑到人工水系的修建，要么是没有结合水源、地形变化进行合理的水系流通和水位落差设计。因此在美好乡村建设中，如果能结合对村落原有沟渠河流的疏通整治，进行科学的新渠道的人为规划设计，使水体形成有效循环和流动，则不仅有利于农业灌溉，方便村民汲用浣洗，也可以净化空气，美化环境，增加人居舒适度和生活乐趣。

水口，概指众水流出处，一般处于两山夹峙之间，距离村落一二里或三四里之遥，按照风水学要求，“水出处不可散漫无关锁”，徽州人在建村时犹重村落水口，结合地形地貌特点，在水口处建碣坝、水碓、水车，植茂林修竹，筑亭榭、楼阁、路桥、塔楼、书院等，实际上形成了兼具界定、导向、防卫、农耕、观赏、休闲、等多重功能的公共水口园林。如唐模水口的观赏价值，“其遍植水竹，一片翠绿。又有枫树成林，深秋之季，红绿相映，无上景致”，徽州的西递、宏村、龙川、南屏、雄村、西溪南等村落也都留下了古水口的遗址，依然可以遥想其繁盛时期的神采。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常用寨门表示村落的开始，徽州先人则以树、桥、亭、堤、塘等空间要素及其组合来体现象征性的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即使在现代社会依然熠熠生辉的独创性智慧，此外，风景宜人的水口园林同时满足了村民游憩、小聚的需要，与村落内部的街巷、祠堂、水街①、井台②、水塘等空间一起构成了丰富的生活性交往中心，人们在这些充满生活气息和邻里关怀的公共空间中互通信息，交流情感。因此，原本起源于风水意义的水口给我们的启示是，完全可以在新农村的规划和建设中加上园林性的公共空间，一方面改善村落的生态环境，满足村民生活中休闲、放松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亲密的邻里关系的形成。类似的，安徽大部分村庄有较多用于农业灌溉的水塘，而对其加以改造使之同时承担提供社交、民俗活动场所，丰富生活的功能，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比如皖西沣河灌区一些水域面积较大的村庄，可以在水中散养鱼虾、河蚌、螺蛳，水面遍植莲荷、菱角、“鸡眼”等水生植物，夏末秋初，村民们便可聚集在一起采摘收获肥硕的莲藕、鱼虾，饱满的莲蓬、菱角，同时增进交流和感情，场面当十分热闹温馨。也许又一个丰富多彩的民俗节日就这样诞生了。

徽州人民将山视为龙脉，水口为全村人前途命运的象征，怀着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保护意识。这固然是因为其受风水思想影响较大，带有迷信色彩，但村落保护自然的力度和决心是值得现代人们学习的。如《新安吕氏宗谱》中规定，“闻树木之盛衰，实由人力之培养，欲尽培养之道，当立禁约之严，以见住基坟茔木植，合抱荫护。奈被无耻之力砍伐，今后男女砍桠一枝，罚银壹钱，树一茎，罚银一两。遇获外人盗砍，经公究治。”，再如祁门有一块永禁碑，上刻写“……嗣后该山挖桩及私砍树木、纵火等情，概依合文例禁，倘敢故违，许业主人等协同地保查明赴县具禀，以凭拿究，绝不姑宽……特示遵”，可见其惩罚之严，宣传、禁止手段之丰，不仅在家规家法中命令禁止，还立碑撰文公告，不仅不允许族内人毁坏林木，还无形中将本族人的精神团结起来强烈反抗外人破坏。

而现在农村地区村民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是很弱的，在笔者所生活的霍邱县郁桥村，村落里散布着垃圾堆，有动物粪便，有塑料袋、玻璃，也有干电池，村民们不知道一节干电池对于水体和土地的污染程度有多大，也没有人来告诉大家这些。村里池塘边的树算是分给每家每户的，这几年大树可以送到城里做绿化因此价格很高，原本绿荫蔽日、生机盎然和堤坝已经是光秃秃的一片。在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杨楼村，笔者也发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新农村建设鼓励企业家到农村办厂，有一家去年进驻杨楼村的化工厂排放的废水附近的水体造成了很大的污染，一位村民这样告诉笔者：“池塘里的鱼都死了，在那漂着，那厂还说水是合格的，环保局的人都是被他们塞过钱的，也讲没问题。村里有几个人找了一个固始的记者，取一管子水去合肥化的验，出来的单子是英语的，俺们都不懂，也不知道拿哪去找谁，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①在美好乡村建设中，再如何强调环保意识的重要性都不过份，农民要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保持村容整洁，不随意砍伐，当地政府的规划要因地制宜，保护良田植被，也要注意谨防借美好乡村建设鼓励工厂、企业入住以就近吸收劳动力之机的“污染转嫁”。

诚如《春帆纪实》所云：“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支派有谱，源流难以混淆。”②徽州村落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村落中建有气派宏伟、装饰精美的祠堂，供奉祖先，纂修家谱。村落以家族长老为权威，制定和实行家法家规，对村庄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命脉，以及一村之人（亦是一族之人）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这种古老的宗族管理模式在徽州地区自汉末以降盛行了数百年，明清时期异常繁荣，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民间社会的准基层社会管理组织，随着封建社会正式政权组织的消失渐渐退隐。计划生育服务站，村委会，文化服务站，地方法院，公安局，银行，医院等专门机构从人们的生活中分化、独立出来，更加正式更加组织化，然而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距离感，以至于农村社区管理中出现了干群矛盾突出，群体秩序感弱化、凝聚力下降的发展倾向。如何在社会管理中，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也许徽州村落历史上的宗族管理模式仍有现代启发意义。

《白虎通·宗族》曰：“族者何也？族者，凑坦，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汇聚之道，谓之族”。著名徽学研究专家赵华富总结了宗族的八个基本特征，即有共同的始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有明确的昭穆世次，开展一定的集体活动，有共同的聚居地点，有一定的管理形式，有宗族的族规家法，有一定的公有财产。

“徽州聚族而居，最重宗法”①，对历史上聚族而居的徽州村落，宗族制度得以成为维持和管理村落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宗族负责村落的组织管理、族田设置、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并通过编族谱、建祠堂、修祖墓、制定严苛的族规家法来行使自己的统治。作为徽州宗族履行族权的集中体现，其族规家法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涉及宗族内部等级秩序、财产管理、祖先祭祀等礼仪、子弟教育、完纳赋税、婚姻继嗣、禁赌戒讼、保护山林、奖赏惩罚等褚多方面，在特定时期内起到了良好的社会管理效果，维护了既有的社会秩序和乡村社会的稳定。具体来说，较为显著的有：规范乡民行为、协调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功能，互助的功能和奖惩的功能。如：歙县南屏叶氏宗族族规中“安生业”的条款，要求“族中子弟士农工商，各有恒业，非年高稚弱及有事羁留而在家闲游者，老成必督责焉”。由于有了这样的规定，“故族内少游堕之人”。

我们认为，除了当地本身的历史原因和文化传统的因素，这种庞大的宗族管理结构和繁琐的村规族约，之所以在整个村落中的管理中能够行之有效，是依赖于村民们对自己所置身其中的宗族群体的强烈情感认同。从现代社会学意义上来讲，徽州宗族可以视为扩大至一村之一姓的家庭集合体，因其以血缘关系以及附着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为基础，而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力量。正如管理一个个散落的圆环需要大力气，而管理一片相互交扣的圆环只需拎起其中一个一样，以家族为单位组成聚落形式，制定共同的村规族约，由村民信服的长辈权威人士管理，这将大大增强村民的整个村落的情感认同，增强村民遵从管理的自觉性和秩序，从而优化整个乡村社区管理。此外，徽州世族大家的发展大多通过科举仕进和外出经商，徽州子弟为官为商，有所作为之后，往往输金故里，修宗祠，办义学，光耀门楣。这与美好乡村建设中鼓励出外打拼的有能力和资金的企业家回乡投资、办厂的政策要求不谋而合，能有助于乡村经济发展。最后，家族中所有的长辈均有责任和义务教导后代子孙，也有促使个体成功社会化的意义。因此在美好乡村的整村推进和新居入住中，我们也鼓励这样的方式。

安徽农村地区大多数村庄依然保留有较明显的家族观念，一村之中，同姓的、有血缘关系的村民居多，他们信服自己家族中的长辈和精英权威，对所属家族怀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中华民族的孝道伦理精神经几千年的传承与沉淀，已深深内化在中国人的内心与灵魂，即使因为快速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中强调自由、个性、平等观念，但在农村中这种精神传统依然是保留的，这在每当年节将至便涌起的农民工返乡大潮中便可清楚的感受到。路途再遥远，行程再艰难，天气再恶劣，也阻挡不住他们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的心。如此浓厚的乡土观念与家庭观念使我们深信，在美好乡村中适当的保留和恢复家族聚居和管理的传统是可以考虑的。

宗族管理赏罚分明，对于德行显著者，科举高中者或者长寿者均筑牌坊①加以表彰，使传世显荣。如歙县唐模村口的同胞翰林坊。对于违反家族法规的行为，轻则责斥，罚银钱，重则从宗谱中除名。还有一种现代的眼光来看十分新颖独到的处罚方式是：“罚戏”。

用罚戏作为一种禁止或惩罚手段，大约始于清代。徽州人不仅订立罚戏公约，而且将它们刻到石碑上，作为永久的告示。在祁门县的环沙村就有一块，其条文为：“纵火烧山者，罚戏一台，仍要追赔木价；挖桩脑者，无问松杉杂植，罚戏一台；采薪带取松杉二木并烧炭故毁，无问干湿，概在禁内，违禁者罚戏一台。”罚戏碑上不仅刻着村民们的公约，还刻有县令的公告，见出当时村民们是非常认真地用“罚戏”的手段来保护山林的。

“罚戏”在新型农村社会管理实践中的可行性也许还有待评估，但其以文化娱乐活动的出资举办为补偿的方式给我们提供了思考、借鉴和努力的方向。如果按照涂尔干的说法，机械团结社会（传统社会）中的法律是压制性制裁，任务是严惩那些破坏了风俗习惯和法律的个人，实施惩罚仅仅是为了表达社会成员对集体的激情，对违反集体意识的行为的义愤，有机团结社会（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是恢复性制裁，其功能是把分化的个人组织起来，使之有序相处，维护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笔者称这种“罚戏”的惩罚方式为人文性制裁，在创新社会管理实践中，它将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尝试，兼有压制性制裁的权威，又有恢复性制裁的效用，在教育的同时丰富村民的文化精神生活。类似于“罚戏一台”，可以“罚书十册”予农家书屋，“罚岁时烟火一桶”，当然，也可以“罚桥一座”，“罚植树十棵”等其他公益性活动。

除了在上文一二部分中提到的对“天人合一”理念的追求，对宗族意识的强烈推崇，徽州古村落还体现出强烈的祈福意识以及浓厚的文化氛围，这些精神民俗文化使徽州村落充满了丰富的人文色彩，是传统民俗文化中的精华，是整个村落的核心凝聚力之一，更是现代农村社区建设中最容易也是最不容忽视的地方。

地形水源等自然因素和安全、交通等社会因素相互作用，加上徽州先人往往着意模拟有意味的图案构建村落，形成了很多奇特生动的村落形态，或反映崇拜祖先，或反映吉祥如意，或反映崇尚自然，体现着一种强烈的追求和精神象征意义。如宏村，被规划为牛形，是取其勤劳与财富之意；位于歙县练江边的梭子形村落渔梁，被当地人认为是“鱼”形，村落主街中间高两边低，呈弓形，是“鱼脊骨”，由主街通往练江码头的巷道如同“鱼肋骨”，地面鹅卵石则为“鱼鳞”。人们相信，村落紧邻练江，如鱼得水，只要练江水不断，这条大鱼就永远有生机；歙县西递村、屏山村则呈船型，西递为商贾聚集之地，船形村落布局形态正合西递胡氏家族外出经商，扬帆远航之意，西递胡氏乘着这艘“大船”在商海里航行了数百年。屏山村布局宛如一艘扬帆出海的航船：吉阳溪为缆绳，数百栋鳞次栉比的民居是船舱，祠堂前树立的旗杆和村头高大的乔木象征着桅杆，南面开阔的原野好似开阔的海洋。屏山先民以自己的智慧将整个村落布局成扬帆待发的航船形态，以此勉励后人在学海、商海、宦海中一展才能，乘风破浪，搏击中流。同时，也预示着屏山村一帆风顺，兴旺发达。

另外，村落的水口在风水观念中被赋予了财源茂盛、人丁发达、官运亨通的象征意义；水被认为是财富之气，民居中的天井四面屋顶都坡向天井，因为在雨落时分可以聚四方之水而称为“四水归堂”，留住了水就留住了财气；民居建筑中遍布于梁坊、门窗上的雕刻图案，都被赋予了吉祥的寓意，如瓶中插四季花的图案表示“四季平安”，石榴、葡萄多子多实的形态，是企盼家族兴旺发达之意。蝙蝠象征“福气”，鹤象征长寿，活泼可爱的狮子滚绣球表达的是对生活永远充满欢庆的期望。这些将生活理想与人居建设相结合的理念和情感，在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中是不可多得的。

这些体现在村落民居建筑中寓意吉祥、别出心裁的艺术创造，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反映了徽州人民关于前程、家族和生活方面强烈的祈福意识，体现了向往美好生活的简单而淳朴的愿望，是人类最本真的情感与希冀的表达，这种表达，正是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的本质区别所在，也应该是新型农村社区有异于城市应该发扬的亮点，更是渐趋冷漠的现代人类社会欲摆脱“理性铁笼”的重要突破口。

其次，这些寄托了积极的生活理想的“图腾”，给予徽州人强大的精神力量，鼓舞他们为农则勤劳安分，为官则廉洁奉公，从商则诚信坚忍，从医则悬壶济世，治学则踏实严谨，因此造就了徽州历史上众多杰出的人才。最后，这些具有明显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也强化了村落的凝聚力和村民的认同感，村落内寿喜相庆，灾祸相恤，守望相助，出游在外则不忘努力奋斗，光耀故里，回馈乡邻。不管在哪个地域，哪个村庄，在人们长久的日常生活中，都积累了这种类似的、寄托着美好的生活愿景的文化表达，它们不仅起调节民众心理、构筑村落人文环境的作用，还有着增强民众的精神力量和加强同村人情感连接的功效，可见美好乡村中传承和弘扬当地民俗精神文化的重要意义。

公共空间不仅是村民们互通信息，交流情感的平台，也是村落中的某种精神信仰产生和强化的场所，比如徽州古村落中强调的宗法观念和道德伦理就需要宗族祠堂为有形依托，通过定期的家族成员聚会、议事、祭祀等活动的执行，村落不断获得和维持其统一性。这种精神信仰可以是对祖先、对家长权威的崇拜，可以是民间对天神如观音菩萨的信奉，也可以是近些年在农村渐成扩大之势的基督教信仰，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中，要保护原有的承载当地人民的信仰的公共空间，如祠堂、土地庙、观音娘娘庙，也可以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建造新的精神中心，比如在近些年基督教传播较快的农村，扶持建造基督教堂。在我们能将多神信仰当做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来理解的今天，已经毋庸讳言它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的意义。注重对这些承载人们精神信仰的公共空间的建设，并不是迷信，而是试图在中国人目前茫然混乱的多元价值观中，强调必要的人伦秩序和向善的力量，当然，这个想法也只是出于笔者个人的愿望初步提出的，需要在更多的考察和实践中完善和检验。

中原世族大家南迁带来了徽州地区崇儒重教的风尚，加上徽人将读书仕进、科甲起家视为振兴家族的主要途径，整个徽州地区文化教育繁盛，书院、馆塾数量众多，“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①。徽州村落浓郁的文化气息不仅集中体现在这些教育设施上，还在于遍布村落书院、民居的古题额、匾额和楹联中，它们本主要为起装饰作用，却也以直观、明了的艺术表现形式使空间环境和氛围具有十分明晰的指向性，诱导人们走出有形的空间，走向诗的意境，也走向对人生的思考、对生活的感悟。

古题额一般是镶嵌在民居大门或庭院门的上方，匾额悬挂于民居、祠堂、书院之中，楹联悬挂于书房、厅堂之中，或画龙点睛般地道出人与自然的亲近妙趣，如西递有房屋门临小溪，晚上水映月影，月沉水底，仿佛潺潺溪水从月上流过洗浣着它的碧影，因此主人题为“浣月”，类似还有“露春”、“井花香处”等题额以及“竹影扫秋日，荷花落古池”、“溪柳留芳韵，渊鱼察妙机”等楹联；或表达一种对生活闲适安恬的状态的追求，如绩溪蜀马水口亭有联“路转峰回比蜀道易难几许？山峤野店，看马蹄迎送如何!”,同邑有联“野鸟有声，开口劝君暂且息；山花无语，点头迎客不须忙”、“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吃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拿包烟来”；或者蕴含着治学处世的哲理，如歙县雄村竹山书院有联“竹解心虚，学然后知不足；山由篑进，为则必要其成”，休宁还古书院有联“十六字心传，绵绵延延，尚赖此间提醒；五百年名世，磊磊落落，须从此地铸成”；或者肯定或鼓励某种价值观，如关麓村有联“善为至宝一生用，心作良田百世耕”，西递有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西递笃敬堂的楹联是“读书好营生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这种具有高度文学价值的艺术表现形式紧紧融入在人们日常生活空间，既满足了人们的审美心理需求，又以一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如何相处的经验和规范内化到人们心中，并代代相传。与现代社区中快速更新的，商业、政治意味浓的展板，横幅，标语相比，更具有民俗性和生活性，古徽州的题额，楹联的方式可以在当地美好乡村建设中发扬起来，而如果在全省范围内，我们当结合不同地区的民俗文化，思考如何利用更加为民众喜闻乐见、更具生活性的表现和宣传形式，来营造村落的文化氛围，并无形中引导正向的价值趋向。

我们在对徽州古村落的考察和思考中，结合安徽省美好乡村“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的建设目标，发现徽州古村落民俗文化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徽州地区美好乡村建设中的直接借鉴意义，如古楹联、题额具有高度的文学艺术价值、生活情趣价值和教化作用，是当地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当地村民们喜闻乐见，应当得到继承和弘扬。

其次，徽州古村落在古村落营造布局、社会管理模式、村落人文氛围等方面的优秀民俗文化及蕴含其中的人文理念对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有着很大启示：自然方面，规划布局应当尊重自然，因借和保护自然，以改善人居环境。可以在原有村落居址基础上加以完善，保护良田、植被，兴修水利，保留和发扬人与自然融于一体的特点，而不是划出一小片区域建成现代城市中居民小区的模板；社会方面，可以考虑从传统家族观念和以血缘基础聚居的传统入手，加强对村落认同感和凝聚力、培养邻里氛围和互助习惯、增强对成功人士回乡创业办厂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以及在民众对所居村落强烈的社会认同的基础上，创新更具人文性的管理方式。在精神文化方面，需要重视美好乡村建设中精神文化建设以及民俗文化在这里的独特作用，鼓励承继传统，尝试创新，注重传承和弘扬寄托美好生活的愿景的民俗精神文化,保护、建造承载人们精神信仰的公共空间,以及利用更具生活性的艺术表现形式营造文化氛围、明确价值导向。

最后，徽州古村落这种民俗文化渗透到整个村落的方方面面的状态，让我们感受到它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强大的情感吸引力。安徽省提出的美好乡村之“乡村”概念不同于“农村”之处就在于前者更加重视乡土性和情感性的保留，而这种保留便再一次印证了民俗文化在美好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价值。民俗文化是以民众为主体的源于日常生活中的智慧创造和文化传统，又以服务日常生活为目的，起着在社区成员的社会化文化过程中的教育和模塑作用，对个体行为方式所具有的规范约束作用，统一群体思想与行为保持其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维系作用，以及通过民俗活动中的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调节的功能，这些作用和功能化入生活于无形，是一种全面而深入的软力量，其对社会的建构意义虽不算速效，却是根本性的，深入人心的。因此，当尊重当地历史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营建布局与生活同构，规划管理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民俗文化在美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同时注意开创政府规划引导、留有农民自己的愿望和想法空间的模式，从而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他们的主体意识。这是地方民俗文化传承的最好途径，也是民俗文化的创造力、生命力得以发挥的基础。

然而，“辨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分析任何问题都必须注意从两种角度进行思考。一方面从静态角度，把要分析的内容放在特定的时空中，看其理性是否合于历史当下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从动态的角度，把要研究的内容放在变化、发展的序列中审视其理性。”基于这样的研究问题方法，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徽州村落的民俗文化也有其历史性和地域性局限，在现代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意义需要辩证反思，优秀的理念可以拿来作为继承和创新的基础，而其封闭封建的元素要加以辨别、剔除，比如说农村交通的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的治理，农民生产方式的转型，水电、通信、能源等现代化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问题，是与其某些保守的原则相违背的。我们期待着中国未来的农村既能有舒适便捷的现代文明，又能实现向自然、向和谐、向人性本真的传统文化的回归。

*沈昕，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

周静，安徽大学社会学本科生

①《尚书方氏族谱》卷3《荷村派基图小引》

②《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葬说》

①呈坎村楹联

①徽州村落多有河溪穿过，有些村落沿溪岸后退一段距离，设置建筑物形成水街。水街面水一侧建筑物开设店铺和通廊，通廊临水一侧全部敞开，间或设置条凳和美人靠。人们在这太阳晒不到、雨水淋不着的地方，既可进行商业交易活动，还可歇脚、休憩，领略水景和对岸风光，兼具商业和生活气息。

②井水是徽州村落的主要饮用水源和生活水源之一，为方便汲水和浣洗，井的周围多用石条砌筑成井台，这些井台空间或凹入街巷的一侧，或镶嵌在街巷的转角处，或位于村边，虽然不大，但数量不少，是村落中重要的生活交往中心。村民借上井台汲水浣洗之机，彼此相聚，互通信息，交流情感。

①访谈人：周静，被访谈人：一匿名村民，男，五十岁上下，访谈时间：2013年5月16日，访谈地点：霍邱县杨楼新村

②程且硕：《春帆纪程》

①嘉庆《歙县志》卷三《风俗》

①徽州地区特有的传世显荣的景观建筑，大概可分为标志坊、官禄坊、科举坊、尚义坊、节烈坊和百岁坊。

①光绪《婺源乡土志·婺源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