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与农村社区秩序的建构、维系和解构*
包先康
（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弥漫着浓郁人情文化的社会，人情无处不在，人情有时又无所不能。在中国，人情的广泛存在和影响是以熟人社会的社区为基础的；人情作为熟人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对农村社区秩序的建构和维系至关重要。然而，近年来，农村社区人情的异化，使得人情又发挥着解构农村社区秩序的作用。要充分发挥人情的正功能，抑制其负功能，需要将人情限定在私域。
[关键词]人情；农村社区秩序；建构与维系；解构
Renq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Maintain and De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Order
BAO Xian-kang1 ZHU Fei-fei2
（1,2.College of Humanities, Anhui Polytechnic, Wuhu 241000,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is full of Renqing culture. Renqing is everywhere and sometimes is omnipotent. In China, the human wide existence and influence is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acquaintance society. As a link, Renqing is important to construct and maintain the order of the rural community.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alienation of Renqing in rural community makes it play the role of deconstruction of the order of the rural community.
[Key words] renqing; the order of the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maintain; deconstruction.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是一个重“人情”的民族，在人际交往中，在“爱有差等”的前提下，泛爱众。爱生情，情生爱，情与爱犹如“藤缠树，树缠藤”，处处浸润着“人情”。因而，对普通中国人而言，要处理好日常“微生活”就无法回避“人情”关系这一现实而基本的问题，至关重要。“人情”是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世界中基本的构成要件，而人情的产生和功能的发挥是以熟人社会的社区为基础，它对农村社区秩序的建构和维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如今，人情的过度异化又在不断地解构着农村社区秩序。
一、人情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弥漫着葱茏人情文化的社会，人情如同空气一般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有时又无所不能。何谓人情？金耀基先生指出：“人情这个词指的是人际关系，即同他人共处的方式”。在他看来，人情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共同的生活方式，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已经嵌入社会的骨子里。黄国光先生则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诠释了人情的内涵，在他看来，人情首先是一种人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心理上的情绪反应；其次是一种可以用于交换的、相互馈赠的社会资源；还是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如何处世的基本社会规范。王铭铭则认为，人情是一种纯粹的心理现象，是一种 “人之常情”或人与人之间本应有的情份。我们认为，人情既是心理现象、文化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建立在人伦本位上的、与生俱来的情感体验和人际交往的规范与准则基础之上，其本质是社会关系。人情最初是一种因“亲亲”而生发的本能情感。后来，因儒家对人伦的高度重视，人情才渐渐超越人的本能情感，而更多地成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并赋予了“互助、互惠、礼尚往来”之意，从而获得了丰富的社会意蕴，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中国社会人情的产生，以及中国人对人情的重视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首先，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伦本位有关。儒家文化主导的传统中国是人伦本位的社会，人们的“微生活”十分注重如何协调人伦间的情感生活，情感交流便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主要的日常社会交往和互动方式。并且个体利益的维护与保全、福利的获取以及心灵情感的慰藉，皆有赖于人情的互惠互换。因而，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人情”关系网络，并在“人情”伦理关系基础上建构与自己利益攸关的交往与生活共同体，便成为人们“微生活”中需要特别关注的要事。在传统社会，人情的建构与维系，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贯彻人的一生。其次，与熟人社会的社区有关。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的小农，生活于封闭的村落环境中，从事着小农经营，特别需要建立一种“守望相助”的互惠依赖关系，而建立在人伦本位的“人情”网络正好契合了这种关系的建构和功能的实现。实际上，人情因熟悉而产生；反过来，人情又强化着熟悉。而熟悉的产生，一是基于血缘关系，一是基于地缘关系。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社区，我们可以将之叫做“宗族型社区”或血缘型社区，它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族为基本组织形态的农村社会。仅仅基于地缘关系形成的社区，我们将之称作“杂居社区”，它是以地缘为基础、以家庭为基本形态的农村社会，是建立在农村内部没有超出个体之上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呈相对松散状态的地缘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社会成员很难达成一致行动，这类农村包括东北农村、湖北江汉平原农村、贵州农村等。在这两种不同的社区中人情的产生和运作机制是不同的，其功能也存在着差异。正如贺雪峰所说，村庄结构的差异导致农村人情在村庄社区中的功能与表现方式的差异，同时也使不同地区农村人情应对社会转型方式的差异。宗族型的社区，人情重在维系，熟悉是人情的前提；而地缘型社区，人情重在建构，并在人情建构中形成熟人社会。再次，与中国人的社会取向有关。基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研究，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发现中国人的社会取向主要有以下四个特征：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这些取向为人情互换原则、方向和范围等的建构提供了心理和社会的基础。最后，与人情的社会运作所产生的社会功能有关。传统中国社会是建立在人伦本位上的情理社会，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通过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实际上，人们依据“舍得”原则，在互动中通过放弃而获得个体的利益、福利以及心灵的情感慰藉。
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政权试图瓦解传统社会的人情基础，南方宗族势力被打压，北方的村庄帮派被瓦解，但是以村落为基础的村庄结构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也就是说熟人社会的结构仍然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民公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村落的互助、互惠的交往，很多人正是借助村庄内的互助互惠的交往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我还清楚地记得，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没有摆脱普遍贫穷的农村社区在“青黄不接”的粮食短缺时期通过互借口粮度过难关的情形。由于村落结构仍然存在，改革开放以后，南方宗族组织得以迅速恢复，以宗族为基础的人情关系得以恢复，而北方以村落为单位的人情关系网再度被建构。
总之，人情产生并扎根于血缘或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的社区，并借助人情的反复“施——报”强化着社区的认同，也可能借助着螺旋式上升的“施——报”成本使得人情出现异化，而解构着农村社区。同时人情也以熟人社会的社区为圆心按照“差序格局”关系模式向外扩展而形成家国情感，实现了几千年的家国同构。
二、人情与农村社区秩序的建构与维系
按照农村社区秩序建构的权威或力量的来源不同，可以把农村社区秩序划分为外生型社区秩序和内生型社区秩序，前者依赖于外来的权威或力量来建构和维系，后者是由内生的权威或力量建构和维系的，但是真正的社区秩序，特别是受传统影响较深的农村社区秩序的建构和维系需要的是内生的权威或力量，其中人情作为熟人社会内生的东西，既产生着内在的权威，又保证内在权威的运作，也蕴含着农村社区的内在强制性力量，在农村社区秩序的建构和维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且，人情礼俗作为乡土治理资源，成就了和谐有序、稳定不变的生活。
首先，人情具有社区整合功能。在中国，农村社会是“熟人社会”的社区结合而成的，是基于差序格局的“自己人”认同圈组织起来的。而“自己人”建构基本方式是: 血缘和人情。无论是宗族型社区，还是杂姓社区，社区整合主要基于内生的力量并通过社区认同来实现的，其中，人情在这两种不同的社区的认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宗族型社区，宗族一个天然的“自己人”的认同圈，处于其中的人们可以享有某种在宗族之外享受不到的安全、连续和持久的地位，因此他较之其他许多社会的普通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大的确信，从而更能生活得悠然自得。在这种社区中，“自己人”的认同圈是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因此，从情感生成的角度来看，人情是内在的、发自内心的情感；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说，人情往来往往更多是出于自愿。在这样的社区，如果不与他人发生人情上的往来，或违反人情交往规则，会引发来自自身的内心不安和社区内的舆论压力，因而，人情又具有内在的吸引力和外在的压迫力与控制力。在这样的社区里，人情的主要功能在于巩固社会联系，强化社区内的认同和团结，从而使得社区的“微秩序”成为可能。
在杂姓社区，人们主要通过“攀人情”的方式，建构自己的交往圈。这种交往圈的建构具有以下的特殊社会功能：第一，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因为在杂姓社区的社会成员的地位的获得、利益的争取和维护有时是靠“力量说话”的；第二，可以形成友缘关系和拟似亲缘关系，将“外人”内部化为“自己人”，从而形成“自己人”的认同圈，并将“陌生人”的社区转化为“熟人”的社区。正如贺雪峰所说的，在原子化农村地区，人情是将不同血缘之间的“外人”关系内部化为“自己人”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和机制。并通过这种方式和机制，在杂姓地区，人情勾连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互助合作能够达成，并最终使当地村落熟人社会成为可能，而离开了人情，人们就无法建构关系，村落也就无法结合为熟人社会。也就是说，在杂姓的农村社区，通过人情的交换，建构着农村社区内的各种社会关系，并通过这些关系整合着社区，从而使得社区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总之，不管是宗族型社区，还是杂姓社区，“从人情的功能上讲，最为关键的是，正是通过仪式性人情，村庄社会形成了一个人情循环与人际互动的庞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几乎所有社区成员都有机会经常聚在一起参加仪式，吃吃喝喝，几乎所有成员都会有经济上的往来，几乎所有成员都会通过这种经济上的往来( 送、还、欠) 形成自己人认同。维持最低限度的人情往来，是一个农村社区可以存在的基本条件。”由此看来，人情是农村社区整合不可或缺的要件，生活在这里的人不可能远离人情，关键在于如何理性地对待人情，发挥人情的积极效应。
其次，人情具有促进社区互助和福利功能。互惠性是人情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正是此特征，才使讲究“致用”的中国人有参加人情交往活动的积极性，以维持、深化、创建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从中获取自己需要的资源。在人情礼俗中，多数情况下，人情“互惠”是后置的、不能立马兑现的，回报也不可完全等值或一次性给付，否则就违反了人情礼俗，就是“不通人情”，“最好是对施恩者有所“欠”，并感恩戴德，日后对方用得着时义不容辞地效犬马之劳，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正是通过这种互“欠人情”的方式，维护着熟人社会共同体中的永久性的、相互依赖，以及长期的多元互助合作关系。对此，费孝通指出：“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地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 过去，在农村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熟人社会的社区正是通过互惠的人情来弥补家庭福利之不足，并为他们提供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和社会保障。过去，正是这种互惠的福利，不断地强化着人们对社区的高度认同，从而形成根深蒂固的社区意识和归宿感、向心力，社区的秩序得以建构和维续。即使未来农村的正式社会保障体系日臻完善，人情这种非正式社会保障方式仍然是农村社区社会福利获取的重要补充。无论今天还是未来，由于村民中流行的以人情为核心的民间互助模式有着较强的适应社会变迁的调适能力，它正在并将会继续发挥着“市场、国家－社会”之外的“第三种体系”的独特的福利功能。因此，将来也会由于人情具有促进社区互助和福利功能，人情的运作能够强化着村民们对社区的稳定认同，培育着强烈的社区意识，从而建构或维护着农村社区的微秩序。
三、人情异化与农村社区秩序的解构
理想化的人情所崇尚的是基于私域的情感上的相互关怀和生活上的彼此帮助，而非功利的交往行为，它所期望的是充满脉脉温情而又和谐的互动与和生活。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普遍认同人情的功利性或工具价值，并在行动上追求功利性回报，而非基于情感上的相互关怀和生活上的彼此帮助，那么，人情就会破坏公正性的社区公共生活，有悖于人情的伦理本质，也有违于人情交往的实质价值。此外，若人情交往超越了私人领域，而渗透到公共领域，人情可能就可能成为“寻租的工具”，而有违人际公共道德。因此，人情异化的本质，就是人情实质价值的过度弱化而形式价值过度张扬，以及人情的泛化。也就是说，人情的异化表现为两种形式：人情的过度功利化和人情的泛化，这两者之间相互关联彼此渗透，而又相互加强。大体来讲，人情的功利化有两个方向，一是利的方向，一是名的方向。这两个方向的核心都是人情的工具化，利的方向是利用人情赚钱，名的方向是利用人情进行恶性攀比竞争。而人情的泛化，是指人情的非理性扩张，它也有两个方向，一是量的方向，即人情量的不断增加，而使参与其中的人不堪重负；一是面的方向，即人情面的无尽矿长，越过了私域，而进入农村社区公共生活，导致公共生活的公共规则失效。这两者共同破坏着农村社区的公正和秩序。
首先，人情异化侵蚀着农村社区正常的人际关系网络。农村社区人情的主要功能在于建构和维护社区成员之间情感关系的，其中虽然也潜在一定的工具目的的危险，但皆以增强情感，至少不损害情感为前提。黄光国在区分“情感性的关系”和“工具性的关系”的时候，曾指出“个人和他人维持情感关系时，维持关系本身便是最终目的；可是，个人和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时，不过是以这种关系作为获得其他目标的一种手段或一种工具。”因此，区分“情感性的关系”和“工具性的关系”依据只能是人情的最终主要目的，因为“情感性的关系”并不完全排斥工具性的成分，其“除了满足情感方面的需要之外，个人也可以用这种关系作为工具，来获取他所需要的物质资源，不过，在这类关系中，情感性的成分仍然大于工具性的成分。总之，情感性是农村社区人际关系的突出特征，人情正是通过情感的建构与强化维系农村社区人际关系。人情的过度工具化首先伤害的是人的情感，在熟人社会的社区，伤了情感就是伤了人的心，人心碎了，脉脉温情而又和谐的人际关系也就不复存在。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入农村，逐利是被普遍认同的价值，但是，由于村民们对市场经济的误读，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契约观念并没有被人们所广泛认同。当逐利与人情相结合时，人情被愈来愈多的人视为逐利的工具，并且人情作为逐利的工具不断地超越其边界，从而制造出人情的虚假繁荣，其结果是出现了“人情大似债，头顶锅来卖”的情形，农村社区正常的人际关系被侵蚀，进而瓦解着农村社区的正常秩序。正如贺雪峰所言，“人情异化表现出来的是人情的繁荣，但当人情被榨取性利用之后，剩下的只是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人情循环中断，人情沙漠化了，村民之间基本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且村庄中再无自己人认同的再生产机制，农村熟人社会的基本润滑剂失去了。这种情况下，农村的熟悉就可能变成每个个体凭借熟悉来相互算计。农村熟人社会因此解体。”曾经温馨而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网络彻底解体，社区变得支离破碎，社区功能失调。冷漠代替温情，杀熟代替互助，在社区中肆虐。
其次，人情异化侵蚀着农村社区的法治秩序。人情的泛化，是人情异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人情泛化使得人情不断的超越私域，而进入公共领域，导致农村社区公共生活私人化，其结果是维护农村公共生活秩序的公共规则的失效，农村社区内生型的秩序难以形成和维系。当内生型秩序难以形成和维系时，农村社区的秩序就需要外来的权威和力量来维系和建构，从而形成外生型社区秩序。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加紧农村的基层政权建设，并试图运用国家的正式规则取缔农村社区的非正式规则，但改革开放前，由于这些正式规则的非人性的强制性和不确定性，造就了农村社区“一潭死水”式的“超稳定”秩序。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以“送法下乡”、“送法上门”的形式试图强化国家的正式规则——法律——的存在，并按照“依法治村”的原则重构农村社区秩序——法治秩序。然而，随着国家在农村社区强制力量的减弱，农村社区曾经受压制的人情文化，借着市场经济得以爆发，以人情织就的关系网不断扩张，在这张关系网中，约定俗成的人情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法律规范，其所导致的人治倾向与现代法治社会是相悖的，进而使得“依法治村”成为一种空头支票。具体表现在：在一些宗族力量强大的宗族型社区，族规往往可以代替法规行使着它的权威；杂姓的原子化社区，一些人以人情为工具通过拉关系形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关系网络，并形成特定的规则以取代法规行使着权威。人情泛化的实质就是人情规则的去公共化、私人化。在人情规则普遍私人化的背景下，任何公共规则都会变的软弱无力。因此，要在农村社区建构现代法治秩序，就要将人情规则限制在私域。
最后，人情异化正在侵蚀着农村社会资本的存量。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传统的农村社区的秩序主要依靠的传统的乡村社区社会资本来维持的。所谓乡村社会资本是指嵌入于乡村社会关系之中,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如熟悉、信任、乡规民约、权威等)的总和,有了它乡村社会成员的行动更加便利,熟人社会的治理成本大大降低。传统的农村社区特有的熟人关系网络、村规民约和乡土信任等社会资本构成了农村社区特有的社会植被，它们共同有效防止了农村社区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社区秩序混乱、社会失德等”。正是这些社会资本的存在，农村社区的秩序才得以维持。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情异化导致了农村社区内“杀熟”、“讹亲”等现象屡屡出现，这就导致了农村社区特有的熟人关系网络正在被肢解，熟人社会的乡土信任正在消失，村规民约不断地被逾越，其结果是农村社区那种温情脉脉的秩序不复存在，但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社会资本又难以形成，农村社会资本出现了严重的亏空。也就是说农村社区的社会植被正在枯萎，而“人工植被”又难以在农村社区很好的被培植并很快扎下根来，农村社区出现的“道德失范”、“规范软化”等现象正在侵蚀着农村社区的秩序。总之，一个人情泛化的社区必然是缺失公允和诚信的社区，也必然是一个混乱无序的社区。
四、余论
通常情况下，中国人的人情交换有三种类型：一种“救急”；第二种是 “送人情”；第三种是一般性的礼尚往来，以加强彼此的感情联络，最终会在“给面子”中实现交换。传统社会中，宗族型社区依靠强大的宗族力量约束着人情交换行为，而在杂姓社区依靠约定俗成村规民约规范着人情的交换行为，这些都能有效克服了人情的异化。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力量强势嵌入农村社区，抑制了农村社区人情交换行为的扩张。只有当“宗族”和“国家”这两种强制力量均在村庄中式微时，很多地方的村民才出现了阎云翔描绘的那种“无公德的个人”，他们“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时人情的工具价值被放大，从而人情交换不断越域，人情的异化愈来愈严重，从而不断的解构着农村社区秩序。因此，改造异化的“人情”，首先，就是要在农村社区中重新创造出一种新的正能量，掌控着社区中正面的舆论和道德，以便能够抑制那些因个人意志过度膨胀，而出现工具性利用“人情”的行为。其次，加快农村社区建设，促使农村传统社区向现代新型农村社区转变，并通过社区文化建设，形成新的社区风尚，抑制异化的人情风。最后，积极引导农村社区新规则的形成，将农村社区的人情限制于私人领域，让其发挥互助、互惠等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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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包先康：男，安徽舒城人，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与社会政策。
基金项目：安徽省软科学项目（1402052042）。
2007年以来，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CSSCI来源期刊15篇，2篇被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08-2）和《社会工作》（2011-12）全文转载。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和社会政策。
电话：0553-2869450 E-mail:baoxiank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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