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与农民职业角色的转型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思政部  林 莉

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综合载体，不仅可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生产和收入水平，而且有助于扩大消费、拉动投资、催生新兴产业，释放更大的内需潜力，顶住下行压力，为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和持续发展增动能。“城镇化”逐渐取代“三农”成为主流话题，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将城镇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抓手和途径。

一、新型城镇化的涵义。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

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而不是建高楼、建广场。农村人口转移不出来，不仅农业的规模效益出不来，扩大内需也无法实现。

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地方的人文和风俗”，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样化。城镇化并不自然导致城乡一体化，如何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使传统的城乡二元格局的利益分配由失衡走向平衡，实现国民利益分配均等化和无歧视，这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因为城镇化的背后是经济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在实施过程中应当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有机结合，综合考虑“城”与“乡”、市民与农民、工业与农业、财政和土地等各方面的关系，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为城乡新一轮建设发展明确方向、设定路径。从城镇化走向城乡一体化，有几点需引起重视：第一，要改革规划体制，关键是各类规划的统筹协调相互衔接、多规融合，健全城乡一体化的规划实施管理体制，实行统一审批、统一管理，促进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和空间布局。第二，要统筹城乡社保体系。第三，是深化土地改革，切实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第四，逐步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二、新型城镇化的内容。

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如果农村文化消失了，那么城镇化将是单调的。古村落和村落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体现，需要得到保护，推进城镇化建设绝不能以瓦解农村文明、牺牲乡村文化遗产为代价。当然，城镇化过程可能给农民带来一些困难，农村文明和城市文明毕竟不一样，这其中牵涉到很多农民的生活、生产以及社会心理的问题。因此，古村落的新型城镇化必须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保护，保护必须科学，应该对文化特色有个认定。比如北京最重要的文化特色是四合院和胡同，是绝对不能动的。应该有保护、维修的标准，还需要有相应的监督机制。第二，把现代文明、科技信息给人们带来的便捷输入到村落里，让农民能舒服地生活。第三，要给这些村落解决生产就业问题，村民必须有经济来源才会住在村落里，只有他们还在村子里住着的时候，才能把文化保存下来，当然，还要启发他们对自己村落进行保护的文化自觉意识。

为确保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要体现生态文明、绿色、低碳、节约集约等要求，提出要让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成为城镇化经济生活的主流，中国将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城镇化的进程，不走发达国家城镇化高能耗、高排放的老路，这将为地球村的生态安全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之路探索出新的路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的速率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和工业化。这就意味着，我国新一轮城镇化，将会进一步消化已经转换用途的土地来实现有限的数量扩张，加大力度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品质。要建立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低碳城市，首先城镇化体系的建立规划，合理的空间格局和数量结构对低碳宜居至关重要。另外各地在建设低碳生态城镇时要避免“伪低碳”。真正的低碳城镇化应该是良好的环境质量和生态、便捷舒适的交通系统、适合居住的绿色建筑、健康理性和谐的生活方式。

然而，近年来粮食安全隐忧开始显现，让城镇化的进程有了后顾之忧。据报道，在人口大量进城之后，人均耕地陡然扩大，而留守的老人，劳动能力不足，他们中很多人，逐步靠外出打工的青年供养，自己也不种地了。专家分析，城镇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抓手，要解其后顾之忧，农民职业化似乎是唯一的选择。农民不再是一种二元社会中的政治身份，而是一种职业，农业生产也将实现专业化和现代化。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90后一代绝大部分没有从事农业生产，也没有农业生产的技能和兴趣，农业从业人员面临老龄化严重，后继无人的窘境。农业部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是伴随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供求关系已进入总量过剩与结构性、区域性短缺并存新阶段，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新农村建设缺人力问题日显突出。

目前，全球都在发展现代化农业，即要求农业精细化，高科技化、资源高效利用等。城镇化中劳动用工来源于农业现代化的劳动力溢出，即农民职业化的劳动力溢出；城镇化建设用地来源于农业现代化的农用地积攒，土地的稀缺性和排他性都决定着只有走农业现代化道路，才能确保城镇化的土地供应与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平衡，而农业现代化则会促使农民职业化，因此农民职业化与城镇化存在要素互补的关系。我国政府出台的《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新型职业农民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进一步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关键在于激发农民自身活力和职业角色转型。

从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业生产经营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占有一定的资源、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有一定的资金投入能力、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等。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是指在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中较为稳定地从事农业劳动作业，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农业工人、农业雇员等。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是指在社会化服务组织中或个体直接从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具有相应服务能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主要是农村信息员、农村经纪人、农机服务人员、统防统治植保员、村级动物防疫员等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

三、新型城镇化的方向。

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与农民角色的职业化还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面，城镇化会促进农民职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会促进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城镇化通过承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必然会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使耕地集中到种粮大户手中，为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进而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从而促进农民职业化。另一方面，农民职业化为城镇化拓展市场空间，农民职业化的背后是农业现代化的体现，农业现代化对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工业产品有巨大需求，巨大的市场需求将有力带动城镇相关产业体系的发展。

对于农业从业者来说，生活的改善无异于收入与地位的提高，农民不再是身份的象征而是一份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不再是简单的满足口粮需求，而是更多得参与粮食市场的供求与生产。农民职业化将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农业收入的提高将有利于现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笔者认为：现代农业从业者已经不能简单的用户籍上的标志来衡量，未来资本进入农业，将有望吸引一批学历高、懂技术、懂管理、会营销的职业经营型人才进入“农民”的行业。现阶段我国农民群体数量约在2亿-3亿人，这一群体当前学历水平绝大多数在高中以下，很少有掌握专业技术水平的，大多数仍然是以传统的耕作方式为主，虽然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但农民的技术水平依然较低。同时，国内农民是与城市居民相对应的一个身份象征，而国外农民仅仅是一种职业称号。在西方国家，农民普遍具有较高的学历水平，同时掌握了丰富的农业知识和农业机械操作水平。在收入水平上，西方国家的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处于中上游。以此看来，普通农业从业者文化层次低、技术水平差，经济收入少成为其提升地位的一大瓶颈。政府和学者必须认识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性、紧迫性。所以政府在其《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利于农民逐渐淡出身份属性并积极探索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制度。

目前有关部门就新型农民教育培训制度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各试点县要深入开展调查摸底工作，全面掌握当地农业劳动力状况，以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作为重点对象，根据不同类型新型职业农民从业特点及能力素质要求，科学制定教育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要坚持生产经营型分产业、专业技能型按工种、社会服务型按岗位开展农业系统培训或实施农科职业教育，不能代之以一般的普及性培训或简单的“一事一训”。要尊重农民意愿、顺应务农农民的学习规律，采取“就地就近”和“农学结合”等灵活的方式开展教育培训。要围绕增强教育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教学方法，改进考核评价办法。要建立经常性培训制度，各地要着眼帮助新型职业农民适应农业产业政策调整、农业科技进步、农产品市场变化和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水平，明确经常性培训的主要内容、方式方法、培训机构、经费投入和保障措施，建立与干部继续教育、工人岗位培训相类似的新型职业农民全员经常性培训制度。

四、新型城镇化的措施。

我国城镇化是在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推进的，这决定了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这是中国城镇化的本质属性。我国一些地区城镇化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重物轻人”、“见物不见人”的现象，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不能把城镇化简单等同于城市建设，而是要围绕人的城镇化这一核心，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转变。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人口转移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在城镇化过程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城乡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尽管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但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相当距离，若考虑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镇的因素，则差距更大。差距也是潜力。尤其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任务紧迫而艰巨的情况下，多方着力，挖掘城镇化的潜力，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可以有效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一要以人为本，加快农民工等城市边缘人群的城市融入。农民工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产物，这一群体已达到2.5亿多人。尽管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不少措施改善农民工境遇，但由于涉及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许多农民工还是难以较好地融入城市。接下来，要进一步推进城市经济尤其是服务业发展，为农民工等群体创造更多就业和提高收入的机会；要持续加强保障房建设，为农民工等群体在城市安家提供基本条件；要大幅提高农民工社保水平和覆盖面，减少其在城市落户生活的后顾之忧；要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财政保障，使其与市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加速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二要统筹城乡，促进城镇和农村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城镇化不能以牺牲“三农”为代价。粮食等农产品的安全供给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包括城镇化的基础，时刻不能放松；广大农村地区即使再经过二三十年仍将有数亿人口居住，丝毫不能忽视。因此，新型城镇化必然是“以城带乡”的城镇化，要大力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和生产条件的差距：要加快推进农村征地制度等相关制度改革，使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分享更多收益：要进一步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夯实农业发展基础，确保粮食等农产品供应安全，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笔者在大量地实地调研中发现，发展乡村旅游就是城镇化和农民职业化双驱动的一个好的出路。旅游强大的动力价值及区域综合发展协调能力，决定了其将在这一进程中，尤其是在中西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旅游正是中国城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和其他城镇化不一样。区别之前的工业化引导的城镇化，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是一种消费产业带动即内需型产业带动的城镇化。它的“双驱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解决了农民的身份问题。旅游引导的城镇化是以旅游搬运为前提，游客聚集为基础，游客消费为支撑延伸出来的一种城镇化。由于游客聚集形成了消费聚集，促使旅游区农民工转化成服务人员或者是农业兼服务业、农业兼加工业人员等多重产业身份的转型及收益能力提高。其次，是无污染的城镇化，从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城市。以工业依托的城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污染问题严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耗水平的快速提升，环境基础损耗或被占用程度也发生着巨大变化。以重工业为依托的城镇化已经需要付出极大的环境成本，很难再成为未来城镇化的高效动力。旅游业是低污染、低能耗、关联度高、拉动性强的综合产业。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环境。再次，是就地城镇化。旅游景区一般在乡村，它的集散不一定直接依托于城市核心，有的依托于中心城镇，有的依托于小城镇，有的依托于村落。因此，在什么地方进行聚集和集散，那个地方就形成人群聚集、消费聚集、服务聚集，农民身份转换成高收益非农业人员。旅游各要素的延伸带动泛旅游产业发展形成产业融合与产业聚集，产业聚集形成产业聚集下人员的聚集，从而形成原有城镇居民、农民城镇化居住、产业佣工聚集居住、外来游客居住、外来休闲居住（二居所）、外来度假居住（三居所）等六类人口相对集中居住，形成了产业依托的城镇化基础，加上旅游服务设施的需求和消费的集中化，形成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及社会体系完善等等，由此形成了就地城镇化。第四，有利于实现城乡统筹。旅游是“搬运”，它通过搬运游客，搬运消费能力，形成消费聚集、人群聚集、产业聚集，从而形成土地集中、促使农民从第一产业解放，从事第二或第三产业生产，由此带来收益能力提高，农民身份的转变。旅游产业开发大幅度提升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从而与城镇化一起形成建设发展，成本降低了，而城镇面貌美丽了，且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以此为基础，城乡基于美丽产业获得统筹发展

五、总结。

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坚持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在农民工市民化方面，将着力推进解决已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和有能力在城镇就业、居住的常住人口市民化问题。城镇化进程不只是城市人口比例的提高，它还是社会资源空间配置优化的过程，它将带来城市体系的完善和城市分布格局的转变。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中小城市发展起来，构成一个比例更为协调的城市体系。城市分布格局的转变意味着城市的分布将更合理地实现资源的空间配置。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将使中国经济实现资源配置合理化、推动经济更快地增长，并有利于产业布局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实践表明，我国的城镇化率每增加1％，就可拉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1％—2％。由此可见，城镇化已经成为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是消除中国城乡社会经济“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不加快城镇化进程，就难以实现农村经济的现代化，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就难以跃上一个新台阶。

作者个人简历：林莉 （1964年—）女  安徽合肥人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思政部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旅游心理学 

联系方式：0551—65659697（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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