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学术，活出传奇

——纪念恩师王开玉

社科文献出版社  吴 丹

9月13日 中午12:17分，收到王老师的邮件。邮件的内容是王老师的自传式散文合集，名为“传奇的色彩”。9月14日上午10：02分，接到王老师的电话。耳边还是王老师令人振奋的声音：吴丹，等我这本自传写好，我准备再写一本皮书的传奇，讲述皮书在安徽发生的故事。

9月17日中午11:42-46分，错过丽雯和阿丽的电话；下午16:49分，与丽雯通话，得知王老师前一天在公交车上昏迷、住院，医院检查脑部溢血无法止血，有白血病征兆，一直在CPU病房。震惊、悲痛无以复加，然仍抱有希望，心中暗自祈祷：愿王老师挺过这个坎儿！直到18:56分，再次接到丽雯电话，王老师走了……丽雯在电话里已是泣不成声。

2006年2月起师从王老师学习，我入师门已不算早，当时老师已从社会学所退休。但王老师退休后，并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反而时时充满激情，其接受创新事物的能力、运筹帷幄的精力丝毫不输给年轻人。十年来，最庆幸的事，便是自己能够亲身感受恩师的为人为学之道。

人生苦短，事业永存

王老师教导学生循循善诱，尤其是在我毕业工作后，常常对我说：吴丹，人生能做事的时间不多，能做大事的时间更少，要抓紧时间做几件大事。今年8月初，在皮书年会上刚刚见过王老师。现在回忆起来，老师当时小腿已有肿胀，仍然坚持带病工作。在会上分享了安徽蓝皮书的经验，并把皮书在安徽决策层、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影响力做了有力的总结。在观看《皮书的故事》影片后，还现场发表了三句话的影评,其中第一句话便是:人生苦短，事业永存。

作为王老师的学生，这句话不是第一次听王老师说了。王老师一生对学术事业的坚守与追求，已经深深印刻在学生们的脑海里。王老师当过记者，给省领导当过文字秘书，甚至还曾在八一电影厂有过半年的军龄，当过演员，演过电影。而王老师最终选择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事业则是做个学者，钻研社会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筹备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老师担任了第一任社会学所的所长。之后，又协助陆学艺老师和时任安徽省省委书记回良玉同志、时任省委副书记汪洋同志筹建安徽大学社会学系。自那时起，王老师就开始一心一意为安徽社会学的发展殚精竭虑。

王老师的学问是关爱社会、关注民生的学问。他总是说，社会学一定要深入社会，解决社会问题。他领衔开展了“安徽合肥的社会阶层结构研究”“中国中等收入者研究”“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等大型社会学的基础性研究课题。通过这些研究，王老师提出了诸如“农民工是农村中等收入者代表”等原创性研究结论，并为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提出了大量的、全面的、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王老师的学问是现实取向、面向大众的学问。熟悉王老师的人都知道，作为社会学者，对于现实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王老师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王老师以其毕生的精力直面社会学现实问题，并始终与社会媒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很多媒体记者都说：王老师是最受记者欢迎的学者，他总是能把自身的研究成果以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给媒体，同时，又总能对社会热点问题、现实问题给予理性的分析，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正如陆学艺社会发展基金会为纪念王老师所说，“一位社会学的研究者，写多少文章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有多少文章促进了社会进步、增进了人民福祉。王开玉先生就这样一位社会学的优秀学者，他用一生的价值情怀和学术担当做到了这一点，直到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为此奋斗！”诚哉斯言!

勇于担当   师友情长

大事有担当。王老师常说，做学问得先做人，而做人的第一要义则是有担当。正如大家所了解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社会学的春天远未到来。做社会学研究，无论是社会学的经典课题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还是社会的现实问题，如中国中等收入者的标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在这些领域迈出第一步并坚持下来，都是需要学术勇气的。可以说，正是老一辈的社会学学者在时光中选择了坚守，才有了今天社会学的发展与繁荣。也正是王老师所具备的学术勇气与宽和智慧，使王老师与社会学界的许多同仁都结下了忘年之交。

最让学生印象深刻的莫过于王老师和陆学艺老师的“亲密无间”。安徽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祥地，小岗村的大包干、小井庄的包产到户、中国农村税费改革都是从安徽开始的。陆老师一生情系三农，自90年代起，几乎年年都要到安徽调研。第一篇研究安徽包产到户的文章就是陆老师写出的。每次陆老师来安徽，王老师都是全程陪同。王老师总说，做研究一定要遵循陆老师的“公鸡报晓原则”，学者要像报晓的公鸡一样，其思想、考虑一定要在政府决策之前。

王老师不仅在学术思想上与陆老师一脉相承，到了农村调研，王老师下乡入户的原则也是“与农民交朋友”“多做对农民对基层有用的事情” “要帮忙、不添乱”。所以，陆老师就常常对王老师，也对自己的学生们说，“开玉和农村有感情，农民朋友多，我跟他下农村不打招呼到农民家里照样都能有饭吃、有酒喝”。 “这就是基本功，你要对农民有感情，他才能亲近你，和你讲真话，你才能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才知道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和症结所在，做出来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管用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也是王老师的“忘年交”之一。王老师比谢社长年长十几岁，但总爱谢社长亲密地称他为“开玉”。谢社长担任了中国社会学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中国百村调查的实际负责人之一，是中国皮书的操盘手。无论是百村项目还是安徽的蓝皮书项目，凡是王老师负责运作的，他就总能寻到这个项目最合适的人才和最好的资源。王老师总说，做一个课题，就是要结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因此，王老师为安徽社会学界培养了一批人才，奠定了安徽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地位。

殚思极虑，“奋不顾身”

王老师对学生负责任在学界是出了名的。记得我2006年刚到安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实习的时候，时任安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宋蓓老师就常常对我说：吴丹，你能有王老师给你当导师，真是幸运！王老师在我们院里是出了名的“护犊子”。往后的十年，我切身体会到了当时宋院长所说的“护犊子”，我也相信，每一个王老师的学生都能举出无数个细节来印证这句话。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王老师给予每一位学生的充分鼓励。王老师作为安徽学界的资深学者，资源多、平台大，对于每一位能到他这个平台上实习、学习的学生，他都给予信任与肯定。在日常的学术训练中，王老师很严格，跟着王老师做课题时，王老师一再强调“做学问，不要浮躁，要能做冷板凳”，于是，找资料、贴剪报（王老师还有老一辈学人贴剪报的优良习惯，平常就会把报纸、杂志中有用的素材剪下来，分专题贴到一起）、做访谈，搞调研，都是基本功。在锻炼学生的同时，一旦有了机会，王老师就会把学生“推”出去。很多时候，有些重要活动对参会嘉宾的级别和名额都是严格控制的，而王老师总能想到办法让主办方多预留几个名额给学生们。王老师总说，人只有在大平台上锻炼出来，未来才能有更大空间。所以，王老师总会想尽办法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平台、更大的平台。

2007年，王老师和合肥市政协的领导共同策划了“中国省会经济圈蓝皮书”的品牌，这是中国皮书系列安徽蓝皮书的第一个品牌，此后，王老师策划并撰写了近10本蓝皮书，被称为安徽蓝皮书“第一人”。作为每本蓝皮书的执行主编，从框架设计到总报告撰写，几乎每项工作王老师都亲力亲为。做这些项目时，老师其实已经退休了，王老师就对学生们说，这些成果对我的职业生涯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但是，对你们不一样，你们的未来还需要多参加这些全国性的课题，也需要这些成果来应对各种评价。于是，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学生们，都会被王老师召集到一起，安排一些工作，并在每项课题的后面，都署上参与学生的名字。

2008年，汶川地震，举国悲痛。作为安徽省慈善事业研究会的主任，王老师始终关注着灾区的灾情和灾后重建工作。这次大灾难撬动了中国慈善、公益活动的一次大变革，从那时起，民间自发的慈善行为开始日常化，公益机构的慈善活动也逐步专业化。王老师受邀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中华慈善总会主办的2008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论坛，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榕明出席论坛并讲话。本来，这样国家级的会议，在读的学生是没有什么机会参加的。王老师特地叮嘱我，吴丹，我来告诉你框架和构思，我们共同执笔，按照会议邀请函上的要求写一篇文章，这样以文入会，你也就可以去参会了。后来，在王老师的指导下，我和老师共同执笔写了一篇“从汶川地震看推进社会慈善组织的新发展”，这篇论文被大会论文集收录并放在第一篇，我也得以参会。在老师身边学习、锻炼的时间只有三年多，但这样的例子简直是不胜枚举。

时间过得很快，2008年下半年，眼看我就要硕士毕业了。为了每个学生的就业，王老师也是殚精极虑，并通过他的努力改变了很多学生的命运。因为参加安徽蓝皮书的写作，我陪同王老师到北京进行皮书的统稿、定稿工作，并因此结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分社的邓泳红老师。邓老师问我有没有兴趣到北京实习，当我还在因为北京离家太远而犹豫不定的时候，是王老师热情地支持我，并鼓励我：到北京，哪怕是实习一段时间，也会使你开阔眼界、受用终生的！后来，我有机会申请进京指标，又是王老师不遗余力地给予推荐。今天，我留在了北京，找到了一份自己喜爱又能充分发挥潜力的事业，同时，还对世界始终保持着好奇，这一切都离不开恩师的启发、培养、支持与鼓励。

王老师走了，但在学生心中，老师一直都在。谨以一副挽联“一心学术，兴庐兴皖兴邦，开皖庐社科风气；笔耕不辍，立德立功立言，集功德文章玉成”悼念恩师！

2016年10月4日